【附得奖PPT】中国三无女科学家屠呦呦获诺奖带来的4大追问
本文编辑自网易新闻、京城教育圈、成都日报和中国新闻周刊
屠呦呦今天终于摘得诺贝尔奖，中国科学界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位科学家很特殊：
她在国内并不是“学术明星”，甚至没有博士学位、海外留学背景和中国两院院士的头衔，研究工作没有发表过SCI论文(国际期刊)，土生土长未出国也不会英语。
但她是中国大陆第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对于这样一个“三无”科学家，中国科学界的学术评价、研究机制等还有一些值得反思的症结，时至今日这些追问仍然掷地有声。
据诺贝尔奖官网的最新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5日中午11时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当地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揭晓，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SatoshiOmura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了该奖项。
报道称，此次奖项是由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主管乌尔班·兰达勒颁发的。以上三人因发现治疗蛔虫寄生虫新疗法获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屠呦呦，女，1930年12月30日生，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80年聘为硕士生导师，2001年聘为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
当地时间2015年10月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委员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分享该奖项。
瑞典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委员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即将宣布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报道称，此次奖项是由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将委员会主管乌尔班·兰达勒颁发的。以上三人因发现治疗蛔虫寄生虫新疗法获2015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诺贝尔委员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据悉，屠呦呦是首位获得诺奖科学类奖项中国人。图为诺贝尔委员会举办新闻发布会。
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诺贝尔委员会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Malaria-A Devastating Disease
Roundworm Infections Cause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肖像照和其工作描述图。
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肖像照和其工作描述图。
日本科学家大村智肖像照和其工作描述图。
这是《成都日报》刊登于2011年的文章【三无教授屠呦呦获奖的追问】。当时，屠呦呦刚刚摘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虽然过去了4年时间，但这些追问至今仍掷地有声，其中所探讨的问题今天还需要正视和面对。
这么一位获得世界承认、成就堪比袁隆平杂交水稻的科学家，在国内却并不是“学术明星”，甚至没有博士学位、海外留学背景和中国两院院士的头衔……联想到之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中科院院士评审中首轮“出局”的事件，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否存在问题？屠呦呦的获奖又给了我们什么启示？从中值得我们反思的又有哪些？等等。就此，《成都日报》约请部分作者发表了看法。
1、反思中国学术体制的绝佳样本
九木
一位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无院士桂冠的研究者、81岁的研究员屠呦呦之所以引起巨大的争议和关注，不仅是因为这个医学大奖“素有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意义，也不仅是因为这位老人在中国基本无人知晓，还在于屠老其实并不为国内的学术评价体制所认可。由此，让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
这些反思，至少有怎么评价学术质量与学术数量的关系？怎么评价行政级别与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
其一，我们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重学术（尤其是论文）的数量，轻质量（尤其是应用价值）。比如，职称评定，虽然也有论文质量的要求（比如要若干“核心期刊”），但更刚性的标准往往就在于数量，对论文实际效果，更是无定量的标准。这样的机制下，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垃圾论文”满天飞，“论文大国”的论文被检索、引用、摘录的数量少得可怜。实际上，学术评价不能简单采用像记工分那样的方法，而要以质量为准，要避免采用单一标准。正如卫生部部长陈竺所认为的：真正有价值的医学科研，不应简单看论文数，而应实实在在解决群众的重大健康问题。
其二，我们学术评价体制中行政主导的色彩太重。学术团队中，担任负责人的应该是有学术能力之人，而不该是行政级别高的人。而现实的情况是，科研项目、学术课题组负责的鲜有年轻人的身影，大多是院士、校长或院长、博导。同样，对于一个学术团队获得的科研成果，应该根据学者们的实际学术贡献做出评价，可现实却是年轻人负责主要研究，而团队“产出”的论文、专利，第一作者大多署领导的姓名。
贯穿这样价值观的学术团队，已经成为某些行政领导和学术权威攫取学术资源、学术成果的正当理由。包括行政领导参与学术事务，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获得课题资源，再把课题交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完成，最后把这些成果全归自己名下。而各种行政性的评奖，也服务于这种“科研模式”，这也就是有些奖越评越多、越评越滥的原因。
总之，屠老荣获“拉斯克奖”，是反思中国学术体制的绝佳样本。因为，我们现行的学术评价体制，已经逐渐丧失了发现、培育、导向的功能。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根本改革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
2、眼光不仅向外也要向内
闻涛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是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中的记载，也是屠呦呦发现和提取青蒿素的灵感来源。屠呦呦的成功再次证明，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宝库中有着巨量的财富等待发掘——这也是屠呦呦获奖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曾经，为了摆脱落后的现状，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借鉴、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如今已使我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毋庸置疑，这一过程中，把他国先进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确实功不可没。
但必须指出的是，也正是因为学习、借鉴他国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对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由此伴随而生的是：在我们社会开始逐渐弥漫这么一种情绪，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大跨越，就必须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非此不可，外国一切的东西都是好的，一切都是优秀的，似乎外国的月亮都要比中国圆。
这不是说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不好，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学习、借鉴、引进国外的先进东西了，而是说过度迷信，容易蒙蔽我们向内挖掘传统文化宝库的慧眼。当今世界，竞争十分激烈。
必须提醒的是：要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我们的眼光不仅要放眼长远、放眼世界，同时也要静下心来对内注视我们传统文化的宝库，挖掘其中的巨量财富。
屠呦呦的获奖如同一种宣示：外国的月亮不一定比中国圆，中国也有令世界瞩目的好东西。正如拉斯克基金会负责人韦恩·芬顿说，“中国传统医药中仍有很多东西有待发掘，只是需要找到愿意花费大量时间筛选这类产品并将其开发以供使用的人。”是的，至少在医药这个领域，我们古代医药的精华或多或少地被我们遗漏了，我们必须重拾这些沧海遗珠。推而广之，在其他方面同样如此。
当然，妄自尊大，以为自己老祖宗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同样不可取。放眼全球的同时，不忘挖掘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才是科学的态度。
3、功利淡下去 大师“冒”出来
周明华
像屠呦呦这样的本土大师，是一个时代之翘楚，是一个国家科学创新、技术独立之坚实后盾。诚如温家宝总理所挂怀和钱学森所追问的那样，中国如何才能出现大师级人才？是的，颇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地盘之宏大，馆堂楼宇之高耸，“天价校门”之堂皇，校内“正处、副处”“正局、副局”甚至“正部、副部”的带官衔教授之拥堂。而真正能独擎学术蓝天、指点创新江山的大师，却似乎已进入了漫长的冬眠期，怎么也“冒”不出个头来。
那么，屠呦呦又是咋“冒”出来的呢？主因不外乎还是她始终耐得住寂寞，视那把被社会普遍认同的“功利标尺”如浮云，几十年如一日，默默钻研。她之所以能在40年前发现青蒿素，并拯救了全球数百万生命，便在于她以一个学人的姿态，一直孤独而自信地行走在科研之阶上。屠呦呦及其领导的中医研究小组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入手，查阅大量地方药志，四处走访老中医，做了2000多张资料卡片，对青蒿素的试验就经历了190多次……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最后淘到了精华。
无独有偶，日前水稻专家袁隆平正好谈到他的“择徒观”，首要条件就是“要下田”。他们用大师般的坚韧与孤清诠释着“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金玉良言。
当今像屠呦呦这样的科研精英应该不少，但也有一些人，总是被功利思维所左右，不甘寂寞。这些人要么迷恋行政官级，为“学而优则仕”苦苦奔走；要么喜好“整合资源”，甚至去拉帮结伙，串通关系，为取得某笔不菲的科研项目经费“走后门”“踏歪门”；要么从一开始便不想吃苦，只愿“闻香”，不肯“苦寒”，热衷于投机取巧，甚至抄袭别人学术成果走上造假捷径。他们忘掉了科学探索之途上，必须抛弃功利思维，挽起裤脚，多次“下田”勤于实践，方有可能摘取科学王冠之上的夺目珍珠。
所以，中国教育要培育出像屠呦呦这样的本土成长的大师，就必须首先荡涤我们头脑中与科学教育背离的“趋利观”。教育不是赚钱产业，科研不该成为扬名发财的产床，它应是中华民族兴盛久安的千秋伟业。我们应从科研文化的铸就与夯实科学教育基础一步步长期抓起，培育好教育土壤。
如果不尽快荡涤科研领域的功利思维，整个国家的科研精神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需要整合社会意识，尽快制度性推促权行政权力机构从科研领地与大学校园拔出家长意味甚浓的“利益之腿”。
4、从“三无”追问看社会心态
文今
屠呦呦得奖了，于是，人们又开始了惯常的“追问”，而最集中的“追问”便是：为什么一个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不是院士，不是学术明星？为什么如此重大的贡献居然在国内40年未曾得到公认？
从某种角度来看，屠呦呦获此奖项对当前社会而言，是一针强心剂。毕竟，中国科技界原创的东西太少了，与GDP总量实在是不成比例。那么，造成这一失调比例的原因何在？一个公认的重要因素，就是科技界普遍的浮躁心态，即所谓“科研浮躁症”。
“科研浮躁症”的根源在哪里？主观原因是其一，体制因素等客观环境也难辞其咎，因而，屠呦呦获奖引发对其背后体制的追问自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发出此一追问的同时，还必须看到，这一浮躁症并非独立于科技界，它实际上和整个社会的浮躁密不可分。
事实上，对屠呦呦为何不是院士、不是学术明星的追问本身，就体现出一种浮躁的心态。搞科研，本就需要耐得住寂寞，著名科学家王选就曾说过，“一个科学家如果经常在电视上出现，那么他的科学生命也就结束了”。然而，我们的社会在长期的浮躁心态下，已经遗忘了科学的本身状态，已经习惯了对明星的聚焦，习惯了将荣耀集于明星一身。因而，当一个在大众视野中籍籍无名之人冒出之时，大家便惊讶了。然而，看一看那些置身于大众视野之内的“学术明星”们，其在聚光灯下的走向，无非是当官的当官，挣钱的挣钱，与初衷只能是越走越远。而且，还有一个事实是，青蒿素的发现并非在国内没有得到公认，也并非没有获得国家级奖项，只是前后两个奖项在公信力和影响力上存在落差。
追问之人浮躁得连这点功课都不做了，直接就把青蒿素在国内的成功归于尘土。如此浮躁的反思，难免让反思本身的价值大打折扣。
再比如，在人们常常抨击的科技界的评价体系中，院士、海归、博士的身份常常是集中甚至垄断学术资源的重要砝码，不可否认，这一评价体系的产生有其合理性，但对“身份”的日益热捧，对那些默默无闻、正在为创新而奋斗的人们势必是一种不公，想来，“三无”教授屠呦呦一定也曾遭遇这种不公。而如今对屠呦呦“三无”身份的追问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却正是产生这一不公的社会基础。
今年3月（编者注：2011年），“社会心态”被历史性地写入“十二五”规划。社会心态是社会状态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心态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焦虑浮躁等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前不久，有专家罗列了当前8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其中，浮躁位列第一。社会总体状态由每一个个体构成。
所以，当我们发出追问之时，不妨也追问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在自己的追问对象中扮演了什么。
1930年12月30日，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48年，进入宁波效实中学学习；
1950年，进入宁波中学就读高三；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
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
1955年，分配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
1959-1962年，参加卫生部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
1979年，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5年，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个人荣誉】
1958年，被评为卫生部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1978年，青蒿素抗疟研究课题获全国科学大会“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
1979年，青蒿素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委授予的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1984年，青蒿素的研制成功被中华医学会等评为“建国35年以来20项重大医药科技成果”之一；
1987年，被世界文化理事会授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状；
1992年，双氢青蒿素被国家科委等评为“全国十大科技成就奖”；
1997年，双氢青蒿素被卫生部评为“新中国十大卫生成就”；
2009年，获第三届（2009年度）中国中医科学院唐氏中药发展奖；
2011年9月，青蒿素研究成果获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2015年10月，诺贝尔医学奖。
寄语：才热静之沙龙，又兴新的智元。万里江天谁顾，人工智能宏图。顶尖人才汇聚，线上线下频晤。思想火花闪耀，照亮未来征途。 --贺新智元问世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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